从查理大学毕业已有两年,大概是历史学专业的缘故,总想给母校“立传”。不过,查理大学校史研究所暨档案馆(ÚDAUK)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甚为完备。笔者姑且在“查理大学与中国”的论题下略尽绵薄之力。
查理大学人文学院
与新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向苏联和东欧派遣留学生。根据统一安排,这批留学生大多前往苏联,少数前往东欧国家。其中,前往东欧国家者以学习语言、历史为主,以应外交工作之需。在此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开设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之后,紧接着开设了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等东欧国家语言。
这批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东欧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例如,1960年毕业于查理大学文学院捷克语言文学系的刘星灿(笔名乐辛、星灿),归国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编审,译有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伊凡·克利玛等人的著作。刘星灿的同窗蒋承俊(笔名殷俊)于1961年毕业,归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员,译有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等,著有首部中文《捷克文学史》。同期在该系就读的还有徐耀宗,归国后长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工作。
少数前往东欧国家学习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包括赴民主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学(TUBAF)的罗干和赴查理大学数理学院(MFF UK)物理学系的李铁映。数理学院是查理大学相对年轻的学院,1952年才从自然科学学院(PřF UK)分离出来。2008年出版的《大学笔记》,收录了1955年至1961年李铁映在查理大学数理学院就读期间,关于物理学、数学等科目的手稿,长达16卷4000多页。据同窗回忆,李铁映留捷期间,反对当时“只红不专”的思潮,勤奋学习。除了捷克语和俄语外,还自学了英语和德语。(刘捷慧,《李铁映和他的大学笔记》)于光远的夫人、孟用潜之女孟苏(原名孟秀英)也曾在查理大学留学,归国后任高级工程师。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在捷克学习的留学生达200余人。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除外)的关系陷入了长达20年的沉寂。上世纪60至70年代,查理大学与中国的交往乏善可陈。尤为遗憾的是,布拉格之春后,一批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遭到解雇。这一局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改观。
再续前缘
中捷关系的回暖,与上世纪50年代一样始于人文交流。1984年,周美如在《国外语言学》(现名《当代语言学》)刊文介绍查理大学斯拉夫学暑期学校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查理大学每年举办的斯拉夫学暑期学校历史悠久,如今暑期学校也增设了新课程。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则在“天鹅绒分离”后一分为二,即如今的捷克科学院和斯洛伐克科学院。
周美如的丈夫朱伟华于1961年毕业于查理大学波西米亚学(Bohemistika)专业,长期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著有《捷克语语法》,夫妇合著有《斯洛伐克语读本》。1988年,朱伟华在《国际论坛》(曾名《东欧》)刊文专门介绍查理大学。1996年,朱伟华又编著《查理大学》,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世界著名学府”丛书,迄今仍为介绍查理大学的唯一中文专著。
查理大学与中国的双向教育交流也逐步恢复。1988年,适逢查理大学640周年校庆之际,留学生周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两年捷克语之后,赴查理大学学习波西米亚学。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董树人教授曾于1987年至1989年赴查理大学教授中文。1965年,曾有一批来自各院校俄语专业的学生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改学捷克语,根据1993年中捷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协议,1965级捷克语班校友宋玉玲赴查理大学进修。自1996年起,中捷两国教育主管部门开始签订教育交流协议,交换政府奖学金生、互派语言教师等。
进入21世纪,中捷经贸关系发展迅猛。查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系教授米哈尔·梅斯契克(Michal Mejstřík)曾于2005年接受《21世纪商业评论》专访,回答关于捷克加入欧盟后中捷、中欧贸易壁垒的问题。梅斯契克教授于2021年去世。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起就任查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托马什·卡拉塞克(Tomáš Karásek)教授曾于2009年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客座教授。
这一时期,中国学生在华和赴捷学习捷克语的条件空前便利。与此同时,国际中文教育如日方升。捷克国内的中文教育需求迅速增长,中国也向捷克派遣中文教师。2016年,安琪为《探索与争鸣》封底作诗《查理大学在哪里》:“白云把视野投向灰色楼房时我们,握住了查理大学的手”
查理大学之我见
笔者最初了解到捷克(及斯洛伐克),大概是在中学历史和地理课本上。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读到现象学家扬·索克尔(Jan Sokol)的《小哲学》(Malá filosofie člověka)一书。未曾想到,后来又在机缘巧合之中,就读于查理大学人文学院(FHS UK)。索克尔正是人文学院的首任院长。遗憾的是,索克尔先生于2021年去世。
人文学院并非上世纪50年代中国留捷学生学习捷克语言文学和波西米亚学时就读的文学院(FF UK)。文学院与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并列为查理大学的创始学院,下辖的汉学系也是捷克汉学和布拉格汉学学派的摇篮。汉学系2019年改为现名,原为东亚学系,源自1945年开始的查理大学东亚语言与历史讲座,诞生了以普实克为首,包括何德理、白利德、约瑟夫·海兹拉尔、高德华、鲍格洛、史丹妮、王和达、傅思端、高利克、高马士、包捷、罗然等在内的一大批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家。
正式成立于2000年的人文学院是查理大学最年轻的学院。短短20余年间,人文学院从无到有,发展为拥有3000余名学生、250余名教师的学术机构。较之专注于哲学史、古代史、东方学、中世纪学、考古学、欧洲语言文学等正统和古典学术的文学院,人文学院侧重于新兴人文学科,如人类学、性别研究、符号学、口述史、当代史、历史社会学等。
捷克的德语现象学传统源自帕托契卡(Jan Patočka),经由其女婿、查理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索克尔发扬光大,学院如今已经发展成现象学和欧陆哲学的学术中心之一。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笔名张任之)教授曾就读于人文学院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联合硕士项目欧陆哲学专业。参与学术机构以法语或德语授课,其中查理大学人文学院以德语授课。黄子明于2018年在人文学院取得以德语授课的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亦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笔者曾就读于以英语授课的人文博雅(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专业。该专业也有以捷克语授课的轨道(Studium humanitní vzdělanosti)。专业设有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三个方向,分别侧重欧陆哲学、近现当代欧洲史和社会文化人类学。2017级有一位中国学生,2019级除笔者外另有一位中国学生,后来转学至马萨里克大学。这两位同学都毕业自国内的外国语中学。
凡查理大学学生都可以跨学院选课,笔者在社会科学学院也修过不少课。同中国留学生专业选择趋势一致,社会科学学院的中国学生也以学习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商科专业者居多。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与查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研究系(Institut politologických studií)设有国际关系学硕士联合学位。随着查理大学国际化战略的推进,2016年中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中捷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双向留学生数量近年来呈现出增长势头。
无论是在捷克还是在其他地方,笔者常被问到“为什么是捷克”“为什么是查理大学”等问题。这其中诚然有偶然因素,但也不无理性选择。高校及学科的学术排名对于理工科而言是关键考量,商学院及商学项目排名之于商科亦是如此。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教育和研究最发达的地区。然而,区域国别学所涉及的学术关切并不以生产力为唯一准绳。科技和资本所具有的可通约性,在语言、历史等领域并不尽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普遍规律”的效力远远低于自然科学中自然法则的效力。对于有意研究某个特定区域国别实体的学者,在地的学习、交流、调查、研究等具有不可替代性。
新时期的中捷交流从官方走向民间,范围和程度都得到质的提升。在中国留学教育普遍从公派走向自费的背景下,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捷克无疑是小众选择。如今,主动赴查理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对捷克和查理大学怀有某种特殊的情结。与中捷语言教育的密切合作形成对照的是,双方对对方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却相对有限,甚至还存在相当程度的误解。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中国“区域国别学”方兴未艾的今天,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冷战结束后,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中欧(Central Europe)再次浮出水面。中国的波西米亚学和中欧研究,同捷克汉学一样,大有可为。
应当指出,捷克公立高校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类。综合性大学中,除了查理大学,位于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和位于奥洛穆茨的帕拉茨基大学也颇负盛名。专业性大学中,位于布拉格的经济大学、生命科学大学、工业大学、表演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位于布尔诺的兽医大学等也在专门领域各领风骚。有意赴捷留学者应结合自身情况作具体分析。(作者 雷乐天就读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4期)
2024-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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